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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历程与在资兴工作的日子

南下历程与在资兴工作的日子

分类:校园文学   更新:2015/4/15   作者:蒋任南   来源:校园文学

南下历程与在资兴工作的日子

    南下历程与在资兴工作的日子
    原甲子口述  蒋任南整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将2003年5月采访原资兴市卫生局副局长、年近八旬的离休(副县级待遇)老干部原甲子的资料予以整理出来,以飨读者。原甲子是资兴市屈指可数的几位南下千部之一。谈起南下的历程和到资兴工作的经历,老人记忆犹新,滔滔不绝……
    申请“南下” 
    我于1924 年7月6日出生于山西省榆次市石屹塔乡原家峪村。8岁的时候,我在本村小学读书,那时念的都是“四书五经”,我读书很发狠,许多课文都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渐渐地,我成了村里的文化人。有人要写什么契类和春联什么的,都请我去帮忙,我也很乐意,有求必应。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鬼子大举进攻中国,许多大城市都被他们占领了。1938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又踏进了山西,很多大城市都相继沦陷。当时,我14 岁,身为村长的伯父动员我当了儿童团长,叫我安排儿童团员做抗日工作。这样,站岗放哨和为抗日武装送信,成了我们日常的任务,我们都会努力完成。平时,我们儿童团员还兼作侦察情报员,了解敌人的动向,只要据点里的敌伪军一出动,我们就立即将信息送往建立了人民政权的区里和县里,领导很满意,给予了表彰并发了奖。 1945年4月2日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参加了革命工作,担任了石槽头乡武委会主任,那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领导民兵抓特务,组织民兵配合八路军正规部队打击敌伪,在战场上抬担架抢救伤员,在交通要道上埋地雷和割电话线,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战争间隙时,还领导农民搞生产与支援前方。
    抗日战争结束后,解放战争又开始了。1948 年7月,我被调往榆次市人民法院工作,任事务长管后勤,天天和粮油副食等打交道。当时,法院人手少,每天上午我买完米和菜后,还要去看守所值班,以防犯人逃跑。遇有审讯任务时,我还要陪同审讯犯人。在看守所,我常去给犯人上政治教育课,启发他们要认罪服法重新做人,让他们看到希望。我的工作因繁忙而显得累,但我精神状态很好,身体也很健康。
    1949 年元月1 日,毛主席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它庄严地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打过长江去,解放大江南北,把解放全国的任务进行到底…… 为了适应全国即将解放的革命形势,中共中央决定从华北和东北各解放区抽调53000 余名干部随军南下,到新区开展工作。当时,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很好,“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己胜利结束。但是,山西太原还未解放,阎锡山还在固守太原,每天派飞机轰炸榆次市等解放区。显然,敌人在作垂死挣扎,但丝毫不能动摇解放区派人南下的决心,况且我野战军己重兵包围了太原市。这时候,榆次市委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动员机关单位的同志南下。市委决定抽调市人民法院两名同志南下:一位是看守所长范爱栓,另一位是看守所干警石牛。当时的情况是,范爱栓结婚不久,他回家去和父母、妻子告别时,就一直未见回单位。单位领导派人去他家叫他,发现找不到人,不知哪去了。石牛这个人也发生了变化,一听到叫他南下的消息,他就一“病”不起……
    单位出现这种情况下,我心里犯了嘀咕,心想,党中央发出了号召并作出了南下的重大决策,而我们单位没有一个人南下,等于没有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于是,我就写了申请报告递交法院的领导。榆次市委领导看到法院转送的报告,很高兴,见我自愿南下,立即批准同意。我获准南下后,心里很高兴,回到家中将南下之事先告知父母和妻子。当时,家里人都不想我南下,尤其是妻子听到这个消息后,眼睛里一直滚动着泪水。此时,我决心已定,没有出现任何思想动摇,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听从党和毛主席的号令,党指挥我到哪里我就去哪里,我应牢记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着想,万一牺牲了,我家也是光荣的。
    1949年3月2日 ,这天天气晴朗,天空无一丝云彩。榆次市在城隍庙召开南下干部动员大会。会上,宣布了每个南下干部的职务和工作单位,同时宣布了组织纪律。市委领导刘铸同志说:“古时候,薛仁贵征过东,薛丁山征过西。你们有的是共产党员,不是共产党员的,也是党的干部,这次要去南征,是党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请你们放心,你们的亲属,我们榆次市委一定会照顾好,榆次市的各项工作我们会努力做好。预祝同志们一路顺风,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接着,榆次市七区的区委书记郝富堂代表南下干部讲话。他说,需要我南下到南方新区去开辟工作。我是一个贫农的儿子,现在翻身做了主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郝富堂,我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坚决南下不当逃兵。郝富堂这个人,讲话讲得好,可思想上发生了动摇,动员大会后不几天,他还是当了“逃兵”……
    1949年3月15日 ,榆次市委、市政府在一酒家为我们南下干部饯行,市委市政府领导亲自作陪。王鸿刚市长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本来不想叫你去。我说,是我自愿申请南下的,听毛主席的号令,毛主席指到哪里,我就去哪里。他很激动地说,你真是一个好同志,希你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
    当天晚上,我正在忙碌着收拾南下的行装,我弟弟的老丈人来了。我说“太亲家,您老怎么来了?”这位老人坐下后,吞吞吐吐地说:“你父母……叫我来,叫我带你回老家去。”我忙问道:“家中出了什么事?”他说:“…… 现在南方还有许多国民党部队,那里还没有完全解放,怕你去了出问题……”我说:“有解放军保护我们南下,军队在前开路,我们紧跟在后,是不会出问题的。再说,我是个共产党员,要听党的话,你回去告诉我父母,他们的心意我理解,我不会忘记他们两老对我的养育之恩,过两年后我会回来看望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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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年3月16 日的晚上,我们南下正式开始了。每个南下人员都戴一朵大红花,市委和政府领导都来送我们,街两旁站满了欢送的人群,他们敲锣打鼓,鸣放鞭炮,一直把我们送到北火车站。我们和榆次市告别,于晚上12时上了火车,一路风驰电掣,于 3月17日 夜晚到达河北省石家庄市……
    “南下”途中                                 
    在石家庄市火车站下车后,我们住在郊区塔庄村,我们属于南下3 大队以下的2 中队,我是2 中队的事务长,专管吃喝拉撒睡,主管炊事班的10 余人。中队驻下后,我每天负责到石家庄市买粮买菜还有油盐酱醋之类。其它南下干部则天天学习,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文化。除了学习,还要帮助当地老百姓盖房子,耕作土地,积肥料。每天清晨,帮助房东挑水,打扫院子。我们的一言一行,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在塔庄村,我们2 中队驻了一个多月。4月24日,山西的太原市解放了,听到家乡传来这样的好消息,我们奔走相告,激动万分。后来又传来好消息,说南京也解放了,把蒋介石打跑了,我们解放军战士在国民党的总统府高高地升起了五星红旗。我们心里很清楚,离全国解放的日子不远了!
    4月30日 清晨5点半钟,我们早早地吃过饭后,6点钟开始动身南下。当地的老百姓知道我们要走,男女老少齐来送行,好不热闹。他们拿着鸡蛋和红枣,直往我们的衣袋里装,我们非常感动,洒泪相别。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石家庄火车站乘车。5月1日,我们到达邢台市。5月3日,列车到达邯郸市。一路前行,我们来到了山东省的大名和东名等地方,准备渡黄河。山东人很豪爽,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晚上,有些地方还搞起了联欢舞会。那天,我们是从上午开始渡黄河的,黄河上由60 多只小船连接,上面铺上木板,就成了浮桥。只几分钟,我们就从浮桥上快速通过了。
    5月9日,我们到达了河南省的开封市,在这里又暂住了几天。开封市是有名的古都,名胜古迹很多。大部分向志都去看什么金銮殿还有包公坐堂的位子等地方去了,唯有我和炊事班的同志们不能休息。我每天照样去市场上买肉买菜和买其它东西,根本没有闲心去游玩。我想,只要是同志们吃好睡足,我们辛苦一点也是值得的,也算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5月14日,我们由开封市动身前往火车站候车,坐等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登上列车往郑州开去。到郑州市后,又暂住了几天,然后搭乘火车到达巩县。下车后,我们步行到七里铺住宿。在此地我们又住宿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在这里,我每天往返40余华里到巩县买米买菜,因为是沙子路,不能骑单车,得靠步行,回来挑一百多斤的食物,也从不叫一声苦。
    到了六月下旬,我们从巩县出发,经过信阳、孝感,晚上乘船赶往汉口。那时船上卫生条件差,蚊子很多,不停的叮咬,想安静休息一下都不行。我们在汉口码头下船,来到汉口市的街上,号了房子后,又暂住了几天,然后经武昌往湖南方向开去……
    “南下”到达湖南 
    到达湖南境地,我们在一所叫“望和”的中学住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到达株州。那时,长沙虽然于8月上旬和平解放,但衡阳市还有国民党军队驻扎。我们2 中队前往耒阳县,不能抄近路从衡阳走耒阳,只得绕过大弯,从醴陵县走攸县和安仁县,再到耒阳去。我们从株州一路步行到醴陵县,因天气很热,我走在队伍的前面,叫沿途的接待站烧水,这样,队伍一路过,接待站已将水烧开了。我们进入醴陵县城后,好多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迎我们这支南下队伍。我们2 中队的同志表扬我,说我工作做得细,队伍一停下就有开水喝、有饭吃。我听了,心里乐滋滋的。我们又从醴陵出发,经过急行军,到达攸县县城。真奇怪,宽宽的一条街,铺子不少,但门面都关闭了,没有看到一个人。我们肚子饿了,找不到人,有个别同志忘记了组织纪律,看到老百姓地里有苦瓜和丝瓜,摘下来就吃,真有点“饥不择食”的味道。苦瓜越吃越苦,这个同志搜肠刮肚的吐了出来。吃丝瓜的同志连皮吃,虽说不苦,但味道不好,也吐了出来。闹了笑话,大家才知道是苦瓜和丝瓜。我们饿得没有办法,想找老百姓买点大米,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都躲藏起来了。我们从攸县城东出来,在靠河边两里路的地方,找到一个尼姑庵,庵子里有几个尼姑。我们说明来意,向她们买大米,但尼姑们不懂北方语言,吓得一个劲地跪下磕头,令我们忍俊不禁。我们万般无奈,只得去找,还好,在屋里找到三坛大米,我们按市价每坛米留下4 块光洋。第二天,这些尼姑知道我们是支好队伍,带来一些群众给我们送来了大米和面条等,吃饭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过了两天,我们继续前进,到达了安仁县城。这个县城不大,是靠着一条河边。这里的老百姓对我们很热情,敲锣打鼓欢迎我们,给我们送粮运菜送柴。安仁县城虽然离耒阳县城不远,约100 华里左右,可现在不能去,因为衡宝战役还未结束,国民党白崇禧部队还驻扎在耒阳,我第四野战军136 师在安仁县保护着我们的安全。有一天晚上,我们还未睡,部队通知我们中队领导说,白崇禧的部队要逃跑,要经过安仁河,离这里只有三四里路了,你们南下干部赶快转移。我们迅速将队伍集合,正好来了两个老乡给我们带路。队伍迅速往山沟里撤退,开始路还较宽,接下来路面越来越窄小了。我肩上扛着一袋几十斤重的大米,还要跑着走,累得我气喘吁吁,跑了几里路后,实在没有力气了,叫谁扛谁也不肯扛。没有办法,漆黑的夜里,我高一脚低一脚的赶着队伍,我咬着牙关发誓不掉队,走到半山腰的小道,我实在没有力气了,只得把米袋藏于道旁茅草中。第二天早晨,队伍宿营后,我返回山中,将大米扛回村子中,煮上饭,队伍才没有饿肚子。后来,我们派人和当地百姓一起到安仁县城打探情况,得知我解放军部队打了大胜仗,打死打伤国民党军100余人,还缴获了不少轻重武器和大批物资。我们回到了安仁县城,住了一个多月后,又听到耒阳县城解放的消息。
    1949年10月6日 ,我们的队伍在安仁群众的欢送下,顺利的到达耒阳县城。这样,经过半年的时间,我们途经5个省的长途奔波,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耒阳。
    在耒阳工作 
    到达耒阳县后,组织上安排我在耒阳县人民政府工作,担任后勤股长。后勤股长,还是管伙食吃住这一摊子,每天到市场买菜到粮站去买米。开始,市场上冷冷清清,买卖交易的人很少。两三天后,县人民政府张贴布告,稳定人心,叫老百姓回来安心生产,合法经营经商,于是,市场一天天热闹起来了。
    当时,耒阳刚刚解放,情况十分复杂。首先,国民党白祟禧部队溃散后,一些散兵游勇还残留在县城火车站一带;其次,各乡镇的保甲长还是原国民党时期那些人掌权;再次,耒阳的土匪很多,社会秩序很混乱。耒阳解放之初,地下党的组织是耒阳县工委,有伍鸿基、雷天一、周达、王来苏等同志。我们南下县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有姚茂棠、张文杰、李观音、张同祥、王福庆、范生庆等。两支力量会合后,我们把地下党的领导谷子元请回来到耒阳工作,他是耒阳人,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县里召开了一个大会,全体南下干部都参加了。姚茂棠同志在会上作报告,他讲了急需要做的三件大事:一是要征购粮草,支援前线;二要与地下党的同志取得联系,一道工作;三是要开展剿匪。会后,耒阳县支前指挥部成立了,由张文杰任指挥长,李观音任副指挥长,姚茂棠任政委。为了便于工作,支前指挥部下设参谋股、运输股、供给股和秘书股等。支前任务十分繁重,除耒阳征购粮草外,还要转运安仁、攸县、茶陵等县的支前粮草。当时,需要征4000多万斤粮食和200余万斤草料。面对如此的重任,当时的征购原则是: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合理分配,抗拒不交者受罚。当时征购粮草的主要对象是:大地主、大土豪劣绅等,一般的中农和贫下中农是不征购的。当时征购粮食工作很难,恶霸地主们公开对抗不交,还要威胁、恐吓和收买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至此,发展到少则几百人多者数千人到县人民政府“请愿”或“示威”,包围当地区政府,割断电话线,断绝地方政府与县里的联系,时而开枪射击喊反动口号,要求减少和取消征购任务。耒阳县四区人民政府曾被包围两次,有一次还被包围了一天一夜。一区、二区、三区等人民政府都被包围过,但绝大多数农民都是被胁迫和欺骗而来的,真正的敌人和坏人是极少数。为此,我们及时采取措施,以县人民政府的名义贴出布告,采用宣传和发表讲话的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讲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动员农民赶快回家去搞生产,劝告他们不要上当受骗,不要跟着敌人和坏人走错了路。经过宣传教育,农民们都各自回家去了。对极少数的坏人和敌人,我们也用党的方针政策训诫他们,要他们老老实实完成征购任务。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的破坏捣乱者,一经查实,我们都予以严惩。例如第四区的普桥乡有个大地主叫邵寿南,他开使用硬顶硬抗办法没有起作用,就改变手段,用软的办法对付。他和儿媳妇串通好,决定用“美人计”来破坏支前工作。他的儿媳妇年轻漂亮,能说会写,她每天到我剿匪部队孙指导员住处,用轻佻语言和抛送媚眼进行挑逗,并装穷叫苦,说她家没有多余的粮食,拿不出10万斤大米支前,要求孙指导员予以说情进行减免,企图拉孙指导员下水。可是,“真金不怕火炼”,孙指导员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识破了她的阴谋,把此事及时报告上级。经上级同意,将其扣押,并召开群众大会对邵寿南和其儿媳妇进行批判斗争。还有一些恶霸地主不仅用儿媳妇甚至还用自己的亲生女儿使用“美人计”来拉拢腐蚀我们干部,以达破坏征粮支前的目的。由于我们采取措施得力,对敌人的破坏捣乱及时进行严厉的打击,大长了人民政府的威风,为支前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较快地完成了征粮支前任务。
    耒阳县是湖南省比较大的县,解放时有80余万人口,有12 个乡,100 多个保。为了迅速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我们除及时配齐县委、县政府、政法部门和各科局工作人员外,下面根据区划相应设立了有七八个南下干部组成的7个区政权。当时,中共耒阳县委的领导人是:县委书记姚茂棠,组织部长王福庆,组织部副部长杨建松,宣传部部长范生庆,秘书主任高庆华。耒阳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人是:县长张文杰、副县长周达(地下党员),秘书赵贵生,公安局长张同祥,武委会主任李观音。南下干部任第一届中共耒阳县委委员的有:姚茂棠、张文杰、王福庆、范庆生,后又增加了王来苏(地下党员)。县法院负责人是曹生维,财政局局长张跃华,税务局长李朴乐。按区域划分,东湖区为一区,新市区为二区,夏塘区为三区,遥田区为四区,小水铺区为五区,公平墟区为六区,县城还划了一个区为城关区。为了保卫各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安全,给敢于破坏捣乱的土匪以及时打击,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把第四野战军136 师部队的战士化整为零,每个区安排一至两个排的兵力,成为区的武装力量,配合各区政府一道开展工作。
    当时,耒阳县是湖南省土匪比较多的县之一,全县各乡、保都有土匪。有名的惯匪头子刘观音、谭雄飞、资允中、曾强风等,各自都有不少的匪众。耒阳解放前夕,伪县长段中范带领的伪警察上山当了土匪;有一些伪乡公所的武装人员也听从段中范的号令,上山为匪;还有被我人民解放军打散的国民党白崇禧部队的散兵游勇。这些“残渣余孽”加起来约有3000余人,是一股不可小视的反革命力量。这股反革命力量,按其组成成分,有些是与人民为敌而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有些是被裹胁而当土匪的,还有的是当时不了解我们的政策,被欺骗而盲从的。根据这些情况,县委提出:剿匪与支前工作和开辟新区工作要紧密结合进行,不要单打一。按照上级指示,第四野战军136师的骨干力量与驻耒阳县的其他部队配合,积极开展“清剿”土匪的工作;地方政府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对于还没有建立人民政权的地方,我们利用尚存的保甲组织进行工作,让他们在运动中立功赎罪,立大功则受奖,争取政府和人民对他们的宽大处理。对于伪政权里头那些特别表现好的,还可以发挥其所长,留下参加革命工作。由于我们策略正确,处置恰当,多数伪乡保、甲长被我们所利用,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加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整个剿匪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例如,四区土匪头子资允中妄图袭击四区人民政府。一天清晨,他和一帮土匪伪装娶亲的样子,在区政府门口来回窥探,企国伺机对区干部下毒手。当时区里正在开会,发现这伙人有些不对头,便引起了警觉。这时,人民群众也暗中报告我们,说这伙人都是土匪。事不宜迟,四区区委书记原贵生当机立断,下令区干部和驻区的武装部队对土匪发起攻击,当场击毙土匪1人,抓获土匪数人,缴获枪支弹药一批,其余土匪狼狈逃跑了。当然,有些时候放松警惕性麻痹大意,也会吃大亏,出现血的教训。例如,二区区委书记赵成保同志的牺牲就是一例。当时,二区有一股土匪和伪保长串通一气,假装要缴械投降,将消息透出来。赵成保同志一时警惕性不高,信以为真,他不带队伍去,只带了个财粮助理员刘云寿前往。当他俩来到伪保长家时,土匪已经先期到达埋伏。赵成保、刘云寿两人刚进屋,暗伏于房屋四周的土匪蜂涌而上,从窗户和门口向他俩开枪射击,赵成保当场牺牲。刘云寿用枪还击,但寡不敌众,也身负重伤,后侥幸从后门逃脱。
    1950年2月,赵成保被土匪枪杀的事件引起中央极大的震惊和关注,随即部署在全国剿匪。根据中央、省、地委的统一部署,耒阳县全百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剿匪和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当时,为了加强对这场运动的领导,中共衡阳地委书记傅生麟、副书记谢竹峰、组织称长徐天贵等领导,在耒阳住了两三天。经过几个月的清匪反霸运动,镇压了一批土匪和反革命分子,伪县长段中范也被枪毙了。
    1951年秋,社会开始稳定,耒阳县委、县政府开始布置土改工作。我当时被任命为土改工作队组长,工作队员有八九个,住在火车站附近的灶市。按照中央在农村划分阶级的政策,我们开始调查了解,按照其占有林田土及财产状况,摸清了地主和富农的数量。按照党的政策,中农是团结的对象,贫下中农是斗争地主恶霸的中坚力量。我们把贫下中农集中起来开会,讲党的土改政策,划分小组让他们讨论,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开始,他们害怕地主像大革命失败后那样进行报复,害怕恶霸反攻倒算时杀他们的头,不敢诉苦,不敢起来斗争。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土改工作组反复做工作,启发教育他们,讲为什么地主穿得好吃得好,而且不参加劳动。有些贫下中农都说,是人家的命好,我们穷人的命不好。于是,我们又对他们说,不是地主恶霸的命好,你们的命不好,是地主剥削了你们。接着,我们用算账的办法将地主借贷和出租田土进行剥削的行为一一公布于众,使贫下中农受到启发和教育。我们发动贫苦农民诉苦,他们一边哭一边讲,这样贫下中农的觉悟提高了。这样,我们就开始开斗争大会,把地主捆绑起来,叫他们跪在台上,叫贫下中农进行诉苦,字字血,声声泪。地主恶霸们低下了头,答应将钱和多余的粮食拿出来,把好的衣服拿出来。斗争大会开完后,我们把地主的钱粮衣物、房子和田地,合理地分配给贫下中农,他们欢天喜地,感到真正的翻了身做了主人。我这次土改工作搞得比较好,县里的领导很满意。1952年春,我调到二区工作,任区委副副书记。1953年月2月,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部署当前的农村生产工作,快散会时,县委领导讲了一个事,说最近要调两三个区委书记出去,要大家发言表态。轮到我发言时,我说,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党叫我到哪里我就奔向哪里!散会后,过了几天,县委组织部下来通知,叫我去报到。当时,郑定华同志是县委组织部干事,他开了组织介绍信,叫我到衡阳地区党委组织部报到。到达衡阳,地委组织部的马部长说,分配你到资兴县工作,你在这里可先住两天,正好资兴县的赵理书记和孙立县长在这里开会,我先通知他们顺便把你带过去。晚上,在马部长的安排下,我和赵书记以及孙县长见了面。两天后,我随他们从衡阳搭乘火车到郴州,再搭汽车到资兴县……                             
    在资兴工作的日子                                
    来到资兴,我住了一段时间,作了一些社会调查,了解了一些情况,就等待资兴县委分配工作。1953年4月,资兴县委研究决定,县委组织部通知我到六区任区委副书记,可同副区长李克强一起去黄草。                             
    我在黄草六区工作了将近半年后,工作又发生了变动。1953年9月,县委组织部通知我去长沙学习文化。我很高兴,认为学习文化可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对我很有好处。我到达长沙后,在文化补习班第3 班任班干部。我在学校各种成绩都很好,受到老师们的表扬。1955 年下半年学习结束了,我又回到了资兴县。县委安排我担任县委直属机关党总支书记,刚上任不久,又抽到县公安局清理敌伪档案,任组长,工作人员连我一起是6男2女。敌伪档案的收集工作很重要,听说人民医院后面大庙里有不少敌人存放的档案,于是,我一个人来到大庙,从一个黑咕窿冬的洞子里背出来几麻袋的敌伪档案。清档工作结束后,我又回到了党总支部工作。不久,反右运动开始了,我调到县总工会任主席。1959 年下半年,我调到鲤鱼江钢铁厂任工会主席兼人事科长、保卫科长,一人顶三人用。1960年2月,我调到郴县任总工会主席。1962 年,郴县和资兴分设,我又回到资兴县担任总工会主席。
    在总工会任主席期间,一方面维护工人们的切身利益,保障他们的权益得到落实,同时还注意发现和培养一些先进典型。如现我省着名诗人 袁伯霖 先生就是一例。袁伯霖原先是滁口林场工会负责人,每次县总工会开会我都会通知他参加,还时常带他去一些厂矿走走。我发现他很会喝酒,又会写诗,于是,一有机会,就带他到处走走,让他去体验各种不同的生活,让他产生写诗的情绪和灵感……  1962年,我被抽去坪石乡刘村大队搞社教工作队。到了1963年2月,县委调我到县人民检察院任检察长,当时检察院人手少,只有6个人。其中一个叫朱固勤的副检察长,我上任后不几天就调到耒阳县去了。我开始忙于工作,有些同志不了解我,认为我不懂政法工作,小看我。但我对工作是非常认真的,凡事均按照法律条款处理,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判可不判的不判,可杀可不杀的不杀。例如,七里公社有个社员袁某某偷生产队的谷种一担,被生产队发现破了案,但对浸种没有受到影响。县公安局把此人捉到看守所关起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破坏春耕生产的大案,不判刑不行。我审阅案卷后,认为农民觉悟低,又吃不饱饭,偷了谷种是个错误,但不一定要判刑。我们对他免予起诉,交由群众开会批评教育,让他作检讨,并让他在村子搞了几天卫生。还有一个案子,我记忆特别深。那是厚玉公社台前生产队有个男人,站起来还没有桌子高,是个侏儒,他无法自食其力,就到处讨饭吃。有一次,他讨不到饭吃,就打了一个歪主意,想去坐牢有饭吃,就到处写反动标语骂毛主席。案发后,我亲自审问他,得知他是想坐牢而有饱饭吃,教育了一番后,就把他释放了。后来,郴州地区检察院表扬了我们,将我县检察院评为先进单位。
    1966年2 月,县委组织部通知我到北京政法培训班学习半年,我心中十分高兴。学习期间,我们游览了天an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景山公园、北海公园、动物园等地方,我觉得首都真是个好地方,这里风景好,环境好,人情礼貌对人更好。
    1966年下半年,学习结束后,校领导讲话时,告诉我们,全国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了,你们要关注当前的形势变化,好多领导都下台了,你们要作好思想准备,要正确把握自己,全靠你们自己了。我开始不相信,工作做得好好的,怎么会叫我们下台?回到资兴后,我将在北京学习的情况向陈金菊副书记作了汇报。几天后,县里领导找我谈,准备提拔我为第一副县长,方淡如为第二副县长,李善富同志为第三副县长,准备在几天后的大会上宣布。可是,不几天后,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来了,我们几人的任命也就没有宣布了。接着,我们公检法的领导都成了顽固不化的当权派了,靠边站了。
    1970年7月,我被调往卫生系统工作,任县防疫站站长、党支部书记兼任县卫生局副局长,由于局长经常不在家,不是派去学习就是被抽去农村蹲点,家里面由我主持全面工作。后来,黄仁茂来当卫生局长,两人合作得很好。
    我在卫生系统工作了十几年,做思想政治工作,下乡搞合作医疗,帮医务人员落实政策等,我都是尽心尽力的去做,一切工作都是以大局出发,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着想…… 
    通联:湖南省资兴市晋兴路西边村马路边154号信箱 
    作者:蒋任南(湖南省作协会员   中国自由撰稿人)  
    邮编:42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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